追忆我的复旦大学分校 俞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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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的复旦大学分校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俞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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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分校，这是一个已消失了的校名，但是至少在我和我的同学们心中可以或者说必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校名。这一校名不仅凝固着我们的青春岁月，也留下了我们这代人在校园走向改革开放时代的印记。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与这个校名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转折点的每一个音节与字符，每每还会在梦呓中念叨着这个名字——复旦大学分校。
这次上海大学文学院发起“召唤青春的记忆”征文活动，于是想着将一些片断的记忆组织成文字，以期追忆起我的复旦大学分校时代和难忘的老师们。
一、分校教师和教学理念
“复旦大学分校”是拨乱反正之后、改革开放将启时为适应更广泛地培养人才的需要而依托有实力的大学开办的地方性院校之一，当时同时创立的还有几所大学分校，正是因为有了这批大学分校的创立，才让当时大批莘莘学子有机会成为“文革”后“新三届” 的大学生（复旦大学分校1978年首届招录的学生就达400多名）。
复旦大学分校校园很小（之前是西江中学），但在我记忆中，我们是在一个极小的天地中享受到了相同于复旦大学总校学生的教学条件，这里不是讲校园和教室的条件，而是指为我们上课的老师。这也应了梅贻琦先生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翻开我们历史系79级毕业纪念册授课老师名单与讲座教授名单可以看到，有周谷城、杨宽、谭其骧、沈之瑜、汤志钧、谢国祯、许进雄、方诗铭、唐振常、徐连达、邓伟志、黄宣佩、汪庆正、李华兴、汪熙、金重远、李孔怀、张广智、徐道勋、汤纲、唐培吉、黄苇、姜义华、沈渭滨、黄美真、彭神保、赵建民等老师，还有许多邀请自全国各大学的著名教授老师，他们应可谓之当今历史学的“大家”“专家”。有总校同学说他们都没有这么多的名教授为他们上课，这对于复旦总校的同学来说似有失公平，但对我们分校同学来说就像是天上掉下一大“馅饼”了。这是要感谢当时复旦大学分校领导和在艰难中有远见的历史系的老师们，是他们千方百计 、呕心沥血地为我们学生提供了优良的教育资源，我们至今心存感激。
分校的自然环境小，但是，分校的人文环境却很大，而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办学方针，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成长。就我个人而言，从大二开始偏好艺术史的学习，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又确定了中国山水画的起源作为研究方向，而论文指导老师是学校请的上海博物馆书画组的单国霖研究员。为了这篇论文，我还曾不知天高地厚地去静安宾馆拜访住在那里作画的谢稚柳先生。分校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办学方式，创新革故、没有门户之见的教学理念将学生受教育的空间放大了，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在大学期间，历史系还组织了两次考察实习活动，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80年5月到南京、扬州等地的教学实习，结合考古学概论等课程，参观了南唐二陵、阳山碑材、江苏省博物馆、朝天宫等地，印象中我们是寄宿于南京工学院的，是一个比较市中心的地方。这次活动对于走读生的我们来讲是同学们间相互了解和相互沟通的好机会。这以后，有几位同学为了更好地感受大学住宿学习的感觉，还在复旦大学分校旁边靠近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的地方租借当地农民的房子为宿舍合住，因此，那里也渐渐成为我们聚会学习讨论的据点。另外，因为学校环境较小，学校对面不远的鲁迅公园就成为我们校外重要活动场所，到那里学习游玩的时间也是我们大学生活中的重要环节。
二、“要生双胞胎的可以来咨询”
在历史系教师中，与我们学生交流的比较多的是刘炳福老师，刘老师为我们主讲的是“历史文选”课程，在课堂上他的无锡方言幽默可爱，在课外活动中老师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刘老师的功底是经学，这方面我们在两年的“历史文选”课上是可以充分感受到的。但从那一时期开始，刘老师就开始有了对社会学研究的热情，尤其是婚姻社会学，在上课时也经常会提到一些社会学，尤其是家庭与婚姻的问题。在同学们的要求下，刘老师还专门为我们班作过一次优生学的讲座。刘老师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十分疼爱，他似有似无的暗示有优生双胞胎的秘笈，还经常会说“以后你们要生双胞胎的可以来咨询噢”。
后来才知道刘老师和袁辑辉老师合著的，于1979年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的《谈谈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内容与方法》一文是拉开了社会学理论大讨论序幕的重头文章。刘老师在我们毕业以后不久，就正式转向社会学研究，曾为上海社会学的重建奔走呼号，也为分校社会学系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年留美社会学家吴蓓博士来我校讲学，在交谈中得知吴博士的本科是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我便问吴博士是否认识刘炳福老师，她马上回答说认识认识。我提到刘老师的关于“要生双胞胎的可以来咨询”的话，吴博士也说这句话刘老师在他们的课堂上也说过。
当时刘老师一个人住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宿舍里，在学期间和毕业以后，我还和钱浩然同学多次到徐家汇教堂边上的社科院历史所宿舍去看望刘老师，请教的最多的还是人生与社会的问题。记得在毕业以后，刘老师应邀到日本去访问，刘老师还令我画了几幅画去送日本友人。之后，我去日本留学，回国探亲期间还拜访过刘老师，那是为了升学请刘老师帮我写推荐信。刘老师为我推荐的是若林敬子老师，当时我对若林敬子老师还不太了解，只知道是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回到日本才知道，若林敬子是以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闻名的著名社会学教授。但是，当时自己对社会学兴趣不大，也就没有去拜访若林敬子老师，可谓失之交臂，也辜负了刘老师一片好意。可见，刘老师学术圈子的层次是很高的。在此期间与刘老师也有书信往来，刘老师总是满腔热情、不厌其烦地与学生交流，为我们树立起良好的教师形象与风范。
后来再见到刘老师是2009年9月，在我们同学组织的复旦大学分校历史系79级纪念入学三十周年活动聚会上，刘老师满头银发，但精神依然是那样的饱满，口中还是用无锡话念叨着“老了，老了”。上海的社会学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与成就，与刘老师这样老一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也为在复旦分校历史系的课堂上聆听到刘老师四学期的授课教育而感到光荣与幸运。
三、“书到用时方恨少”
在我大学生涯中，还有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他就是孙杰老师。孙杰老师是给我们讲授“考古学概论”的，脸庞清癯，不温不火，温文尔雅，颇具文人气质。老师的板书尤为出色，书法很好。孙老师是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调到复旦大学分校历史系的（分校历史系自1980年7月起开设文博考古专业）。在调来分校以前是受了不少苦的，关于这一点后来读了他的《古代上海艺术》的“后记”才有了更深的了解。
印象中，孙老师还带我们去青浦看过重固遗址的发掘现场，在课堂上也不时地介绍一些上海的古代艺术品和上海地方史。在南京考察学习期间，老师的现场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课余时间在向孙老师请教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以外，更多的是请教有关书法、美术方面的知识。
孙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平易近人和他的文人风范。在我毕业的时候，我斗胆地向孙老师提出要一幅墨宝，不料老师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过了不久孙老师就给了我一副字，写的是“事非经过不知难，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副对联，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觉得非常受用，慢慢地也成为了我的一个口头禅，现在几乎对每一届学生我都会给他们介绍这句话，还特别要向学生说明这句话是大学时代的老师留给我的至理名言，我要深深感谢孙老师的。孙老师在“后记”中记述了他在“文革”时被打成“黑帮”，下放农村，被抄家，辛苦收集的大量上海地方史方面的资料被付之一炬的往事，为此，我对孙老师的这句话就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是一个老师用自己一生的感悟来告诫学生，我一直认为，一个老师能有一句话让学生记住一辈子的话，那也应该值了。当然，那句话也必须是切身的感受，而不是简单地从辞书里摘抄来的。
在留学回国不久的2002年，在读了孙老师的《古代上海艺术》一书后，曾给孙老师打过一次电话，除了问候老师老师之外，还想请老师在我买的那本书上签字留念的，但那时孙老师的身体不是很好，说是行动不太方便，很难写字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也由于种种原因，想去看望老师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时光荏苒，又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老师安康与否。留下这些文字，遥寄对老师的思念。
四、结束语
毕业离开复旦大学分校已有三十一个年头了，我们的毕业证书是复旦大学分校王中校长颁发的，而我们的历史学学位证书是在等了近两年后由上海大学颁发的。
去年盛夏，作为毕业三十年的老校友，应上海大学文学院之邀，我参加了2013届学生的毕业典礼。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上海大学本部高大明亮的图书馆大楼，第一次零距离仰望未曾谋面过的母校。在这次毕业典礼上，上大文学院向我赠送了一份轻盈而又沉甸甸的礼物——我的大学四年成绩单。这不禁让我又回想起走读四年西江湾路上的复旦大学分校，可谓抚今追昔，几多感慨。
去年底去复旦大学公干，在复旦校史陈列馆里赫然展示着复旦大学分校成立的相关资料，也获赠了复旦大学分校创立功臣，原校党委书记李庆云老师《创立复旦大学分校》一文的小册子。今天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看着那些陈年的史料，思考起自己应有的归属，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我应该可以把她们比喻为生母、养母和继母吧，念复旦的不弃，恩分校的养育，感上大的胸怀。
我们是改革时代的宠儿，经历了一个巨变时代，我们也正在共同创造着一个更为伟大的时代。上海大学，上海的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此次小文，恭祝母校上海大学，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以更大的胸怀，迎接新的辉煌！
甲午年三月初三于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