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峰同学的厦大本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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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1981年编印的厦门大学文科本科生的论文集，汇聚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以及多位高官的学生时代学术论文处女作，可谓一拨牛人最早的蛛丝马迹，常言道“好汉不提当年勇”，然而这怎么可能？！谨以此文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

      最是1978年，改革开放势不可挡，校随国运，人随国运；也是在1978年，厦门大学先后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第二届大学新生，即77、78级大学生，我也梦般地跻身其间！本“校园土著”在历任校园临时工、猪场饲养员、食堂伙头军之后，于25岁高龄终成厦大学子，老父母与我相拥而泣，喜泪横流……再没有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再没有五花八门的精神包袱，我全身心地感受着从此如日中天的厦门大学在展翅翱翔的发展中迎面扑来的祥和之风，面朝大海，密集的三角梅满园盛开，我们厦大与厦门特区的建设比翼双飞，年年都有新突破，岁岁皆有大手笔。我记得很清楚，1981年的初春，为了庆祝厦门大学建校60周年，学校的团委和学生会曾编印了一部学生论文集，由于这部厚厚的论文集的书脊是空白的，所以让我在书架上一阵好找。当书从茫茫书海中捞出的刹那，只见半个封面的凤凰花色燃烧依旧，还有两片粉润的芽叶如手张开，捧出《学术论文集》五个俊逸的书法，书名上下有“厦门大学学生”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注明字样。整个封面的设计简朴而热烈，要知道那时三色套印有多么的不容易，每张封面都至少得在印刷机上走三次，且次次印位不得相差毫厘。

     这本厚重的论文集是怎么样编辑出来的，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它既没有前言、序言，也没有后记或跋什么的，甚至连一个编辑的名字都没有，真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如果现在，顾问、名誉主编、执行主编、编委会、编辑部……反正出钱的、出权的、出名的、出力的，都会一涌而上，密密麻麻排满一片。

       依稀记得事前只是在告示栏贴了一张征集通知，我也奋勇应征，不久就有系学生会的负责人转来校样，于是就知晓自己“脱颖而出”了，于是一校、二校又三校，那时是铅字印刷，一个一个铅字嵌入或拔除，很是麻烦，但现在回头一看，20万字的文集，居然没有什么差错，还是很值得的，也足见认真的魅力与力量。因为平生第一次自己的论文要化为铅字，我的心情自然是既激动又渴望，我们系的学生宿舍在囊萤楼，与老印刷厂（位于现在的校信箱处）仅一路之隔，当校庆的大典进入紧锣密鼓的倒计时，机器深夜加班的轰鸣声也如小夜曲一般悦耳动人。

         1981年的厦大学风至清至纯，校园里书香比玉兰花更醉人，图书馆里排长队，大教室里抢座位，人人读书如饥似渴近乎痴狂，研究生刚刚恢复招生，校园出头露面的风云人物几乎都是高考恢复后脱颖而出的77、78、79级的同学（这就是被后人评说的“新三级学人”），入选的同学自然非这三级的同学莫属。全校文科各系中文、外文、历史、经济和哲学共有39位同学的31篇的论文入选。这部厦门大学校史上第一部文科本科在校生的论文集在60年校庆前出炉，墨香浮动，一册难求，校友、师生争相索阅，一时间传为佳话。特别是校庆期间，目击丁玲和陈景润等佳宾也在认真翻阅这部论文集的时候，身为作者该是怎样的一种荣幸与羞涩，兴奋与遐想！

      中文系是当时著名的人文强系，“名生”云集。文集的开卷之作是黄鸣奋同学的长篇大论《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说》，而紧随其后的李以建同学的《异域同文心，旧文析新义》则是开放之初较早的中外比较文学论作。王玫同学和朱守道同学分别撰写了《试论李清照的〈词论〉及其词的艺术风格》和《试论汉府民歌的历史影响》，为他们今后持之以恒的教学与研究发出了清亮的初啼。

      经济系是超级大系，人才济济，11篇论文居然占了文集的三分之一强：曹之虎、徐楚炫、杨黎明、蒋维等同学分别撰写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牛犊之声虽然稚嫩却虎虎有生气，朱崇实同学在《充分地合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一文直面弊端，青锋如霜：“我们由于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劳务出口问题忌讳很深，今天我们再也不能无视这个问题了。”财会专业朱之文等7同学则联袂撰文，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客观基础。何立峰同学的《安史乱后恢复与发展唐代社会经济的几项重大财经政策与措施》以史为鉴，痛定思痛，用心良苦于文革动乱之后的财经大局！而邓力平同学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奖出限入”与扩大进口政策的剖析》拉近甚至明晰了人家发家富国之生意经的规律与意图。

       历史系异军突起，陈动、郑以灵、陈小冲、石奕龙、颜亚玉、曾华群等推出了8篇史学论作，后来这些同学大多留校或读研甚至推进或移转新的学科与领域，并学有大成，成为好几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也许就是当年那探研中一星思考的火花点燃并成就了一生事业的炉火熊熊。哲学系和外文系的同学合起来有5篇，数量少主要还是学科因素的制约。骆沙舟和翁芝光合写的《萨特尔自由观剖析》大胆触摸了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我写的《评〈华尔特·密蒂的隐秘生活〉的两个译本》，是对文学翻译评论的一次尝试。

        对于这本纪念校庆论文集，曾在香港担任金庸秘书的李以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封面印有《学术论文集》五个大字，仿尹秉授的隶书体，记得是同班乃钦兄的墨迹。对我个人来说，《异域同文心，旧文析新义》是货真价实的处女作，所谓敝帚自珍吧。它先在中文系学生会的刊物《鼓浪》上发表，之后被选入《学术论文集》，后来又经推荐，终于刊发在厦门市文联的正式刊物《厦门文艺》上。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父母赐予的大名变成铅字，其中滋味可想而知。文章大约4千字左右，稿酬28元，也是生平第一次，接近于当时本人一个月的工资。  

           “ 习作的完成，得益于两位老师。其一是应锦襄先生的‘现代小说研究’，其二是黄祖良老师的‘古典小说研究’。《异域同文心  旧文析新义》是后者的期末作业。第一次上应先生的课，给我震撼很大。当时大多数老师上课，总是拎一个人造革的黑包，上课前掏出那厚厚的讲义，平放在讲台上，仿佛掷‘桌’有声，学问在此。于是大家知道，所有课堂笔记都有着落了，考试重点自然也在其中。应先生则迥然不同，站在讲台上，手中只有一张小纸片，讲起课来娓娓动听，古今中外小说如数家珍。做起笔记，无需照足板书的一字一顿，全靠自己理解和感悟。我才知道原来学问可以是这样，有学问的老师也可以这样上课。心仪想学，跟随应先生多读了三年书。说来惭愧，还是没学成。所幸没当老师，不然，现在可能得拎个更大的黑包。

            “黄老师为人温文敦厚，谦谦君子。他的选修课总是被教务处安排在下午。黄老师讲课平和柔顺，音频几乎相近，尤其炎炎夏日午后，眼皮委实难以招架。下课常常心怀歉疚，可黄老师却只字不提。回想当年，如果自己能睁大眼睛，竖直耳朵，哪怕能学到黄老师的百分之一二，今日恐怕博导或学科带头人已不在话下。倒是他当时带一助教，印象颇深。一登上讲台，如同样板戏中唱主角的，字正腔圆，喉嗓清亮，且抑扬顿挫。轮到她上课，大家睡意顿消，非打足十二分精神不可。好在课不多，插花式的，否则我们都无法坚持。 期末，作业完成，黄老师给了一个‘优’，鼓励我向外投稿……”

           李以建对1981年《厦门大学本科生学术论文集》自己文章的细节回忆与我的回忆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也算是文坛的一件“美谈”了。这束被文字保鲜的“凤凰花”夹藏在尘封的书柜中已经整整37年了，那个清纯如水激情似火的年月随着历史镜头的推移，远去又远去，乃至模糊，乃至淡忘。“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回眸往事，举一反三，大到对我们厦门大学今日学风的构建，对本科人才的培育模式，小到对校庆纪念活动的安排，对学生工作的“放水养鱼”，也许还是有些许值得参照与比对的地方！即便是从“成败论英雄”这个民间最通俗的角度去品尝“回头草”，论文集尘封的作者名单也可能有发人深省之处！  

         凤凰花，凤凰花，1981年厦门大学摇曳的凤凰花，我们一代“77、78、79新三级”曾经如火如荼的学生岁月，把握春光的豪情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