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最不会想到要做的事就是 —— 慈善。因为他并不太喜欢 “慈善”这个词。可问题在于,他巨额的财富如何才能花掉呢?索罗斯是犹太人,所以帮助犹太同胞应该是件很自然的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索罗斯从来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但他一直都在刻意避开给以色列捐钱。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多伦后,他才给多伦的耶路撒冷智囊团捐了一小笔钱。后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他能建立一个基金会,借此帮助前两年涌入以色列的50万苏联犹太人,却被索罗斯坚定地拒绝了。 索罗斯为什么会强烈反对帮助以色列呢?因为在索罗斯的思维里面有着非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觉得犹太人更应该在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中,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索罗斯一直都在寻找一片天地,让自己能够成为“拯救苍生的人”。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从匈牙利的“封闭社会”逃离出来以后被改变的。离开匈牙利后,他才慢慢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起初是在英国,然后在美国。那为什么不为东欧和前苏联的人也提供这样的机会呢? 索罗斯决定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推动自己的导师卡尔·波普所称颂的“开放社会”。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可以自治,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信仰。 有些努力会成功,有些则可能失败。索罗斯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因此,选择一个能够让他和他的慈善之举发挥最大影响的地方至关重要。 如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他要利用自己的财富重新规划欧洲的政治版图。但仅仅靠捐款是无法改造东欧和前苏联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要给东欧灌输西方的观念。毕竟,西方才是“开放社会”这一概念的繁荣之地。 不过,索罗斯想要在这些东欧国家取得立足之地并不容易。罗马尼亚人讨厌索罗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而匈牙利人也讨厌索罗斯,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伐克,匈牙利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更不受欢迎。 而在西方,他也不是安然无恙。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拿着富有的西方的钱去帮助贫穷的东欧。” 1992年,当他将所有的筹码都押注在英镑上,并且大获全胜时,人们愤怒地指责他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镑去帮助东欧 。对于这个批评, 索罗斯欣然地接受:“我真的认为西方应该帮助东欧,并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东欧。 所以,我很高兴能代表西方人去做这些事。“ 不过也不是每个英国公民都不满索罗斯的慈善举动。当尼尔·麦金农被问及,对这种批评有何看法时,这位伦敦花期银行的首席经济师回答道:“以这个价钱换取自由,真的是很便宜。” 索罗斯的慈善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东欧那样的“封闭社会”,想要建立一个反政府核心思维的基金会自然会遇到各种阻力。但索罗斯还是通过坚持与精明的谈判能力把基金会推向了南非、匈牙利、前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 1984年,在匈牙利基金会成立之后,索罗斯决定扩大慈善规模。1986年,他动身来到了中国,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基金会。但是他没有成功。索罗斯发现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中国人信奉孔子的伦理观,而不是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 如果你给一个人一些帮助,这个人会对你感恩戴德,忠诚于你,并且下半辈子都指望你来照顾他。这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 尽管在中国遭受了挫折,索罗斯依然没有停止脚步。他继续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开放社会的理念。 索罗斯说:“我并不想死后留名,我只想要影响现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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