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宗坚访谈录：从革命之路上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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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之路上走来
----方宗坚访谈录
摘自：上海大学文学院 微信公众号 shu_wenxueyuan 20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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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复旦大学分校副校长 方宗坚先生 出席2017年12月9日 复旦大学分校建校40年纪念活动
方宗坚，男，1945年加入地下党。1949年后，先后任复旦大学附中校长，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1978年创办复旦大学分校任副校长，1983年任上海大学工学院院长。离休干部。
一、革命之路
我是在1945年参加的地下党，当时我正在交通大学念书。我能够并且愿意选择加入地下党包括了许多的原因：首先，家中有这样的条件。我姐姐在华东女中念中学的时候就入了党。但是除却了这个条件，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我当时家庭的情况。抗日战争期间，我家中的境况非常之惨。我父亲是个做生意的人，没有什么知识文化，当时逃难逃到了海边，逃到了上海，又逃到金山。我哥哥在父亲朋友的家里被日本人打死，当时他也只比我大了4岁而已，他是倒在我怀里，我亲眼看着他慢慢死去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多年以来我都无法忘记那种血肉至亲死在自己面前的感觉。也正因如此，我全家人当时对日本可谓是深恶痛绝，整个家中都有一种反日的情绪，也正因为这种情绪，奠定了我之后要加入地下党的想法以及决心。
我是小学刚毕业就念的中学。当时我所考取的是上海中学，因为逃难逃了许多年的关系，我比普通同学要大上一些。我的父母很恨日本人，因为他们，家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同样的，我也非常痛恨日本人，那么多年的时光都用在了逃难，又没有了哥哥，因此，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日情绪在心中，也正因如此，当时对有关抗日的信念、抗日的字眼都能够非常容易地接受。在学校之中，我也接受到了一些宣传，看了一些抗日相关的小说，对共产党自然就有了感情，产生了一种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情绪。
当时在逃难的过程之中，家里也可谓是散尽家财了，父亲要培养我和我 姐姐两个人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我姐姐一边念夜校，一边念大学，还要支持家里的经济开支，另外还要帮助我念书，她是非常辛苦的。不过，当时家里所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一种无私的感情。家里面大儿子死了，作为小儿子的我也有了一种担负家庭的责任感。当时加入地下党总的来说还是相当危险，但是我姐姐却依旧愿意将我介绍到党里面去。听我姐姐说，当时，党组织因为上海即将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希望党在高端学校也有发展。她便向党组织反映我是在交通大学读书，希望她自己对我进行培养，认为我满足条件了之后便介绍我入党。
我在1945年参加过一些抗日相关的活动，包括一些宣传方面的活动。当时我所参加的组织是地下党组织，也是党的外围组织。组织慢慢地对我进行一些锻炼，感觉到我可以参加一些更为正式的工作之后，就批准我入了党，这个时间大约是在1945年8月份左右。
我做地下党的这段时间里，有三年是在交通大学念书，一年是离开了学校在教书，所以是总共四年的地下党生活。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我身在上海。
解放以后我变成了无业游民，组织上把我介绍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帮忙搞招生工作，我和招来的学生一起学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50年开始创办中学，我就参加了筹备小组，原因是我原来做过教师。在这个中学我当过总务处主任、教导主任，再到副校长，一共四年时间，最后一个领导走了，担子就都到了我身上。当时全部学生毕业，复旦大学要办预科，于是这个中学就变成了复旦大学预科。那样我的组织关系也就到了复旦大学，成为了复旦大学的干部。后来我在复旦大学又当过教务处处长，再后来就是我参与创办复旦大学分校的事情。


二、复旦大学分校（即现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设立
我成了复旦大学分校副校长之后一直管的是行政工作，对于办分校，我当时所想就是，复旦大学什么样子，我们办的分校就要什么样子，既要有文科又要有理科，但是真正创办了之后才知道搞理科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复旦大学总校不肯放手理科老师，所以最后只能办文科。
当时复旦大学分校没有校址，我一个礼拜三次去市教委办要房子。到了教委办，我不讲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去要房子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已经招了学生但是没有地方让我们上课。最后是万航渡路上的原圣约翰大学的地方，也就是后来的华东政法学院，要复校，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一下子复不了，我们就借了他们一幢房子（东风楼），在里面办了半年学校。再后来就迁址到了西江湾路上的西江中学。
西江中学是虹口区的，我们也就向虹口区的教育部门打交道希望他们调派人手来协助我们，但是他们却是一点都不肯派人。后来学校的搬迁工作也是由学校的老师以及首届同学们自发进行的，课桌椅什么的都是由我们从原本的万航渡路原华东政法学院临时地址搬到确定下来的西江湾路分校地址的，但是我们当时的干劲都是非常足的。当时我还从复旦大学的仓库里拿了一部分的课桌椅作为办公用，不过当时却被人查了这件事，好在当时负责这件事情的领导与我有一些交情，私下里和我说了这件事情。于是我也就心一横，干脆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你们要我们办分校，但是却什么经费都不给我们，这要我们如何是好？”真的，当时创办复旦大学分校之初，条件真的非常艰苦。
那时候在西江中学招兵买马将复旦大学分校创办起来，（复旦大学分校党委书记）老李（即李庆云）起到的作用要比我大得多。因为当时我所处的呢，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有职无权的职位，只能管理业务却无法管理人员，但是老李原是复旦大学组织部部长，有管理人员的权力，对于人员的招纳他更有办法一些。而且虽然我过去当过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但是我因为过去只进行过大学里理科方面的工作，对文科方面的工作丝毫没有着手过，理科的系主任和我比较熟悉，但是文科的却是一个也都不熟悉。
在复旦大学分校那些年的工作，我主要管理的还是后勤方面的工作，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前面说的那次从原圣约翰大学到后来西江中学的那次搬迁，以及分校成立之后从无到有要建立一个食堂这些事情，现在想想还的确是挺不容易的。
原来的复旦大学分校后来因为和团市委的团校交换校舍的关系，学校就到了三门路那里，那时的复旦分校已经正式合并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了，具体的事宜我也不是太清楚了，因为那时候我已被调到了上海大学工学院去担任院长工作了三年。当我再重新回到了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离休，不再参与什么工作了。

复旦大学分校 副校长 方宗坚

三、复旦大学分校的课程
复旦大学分校最初有四个专业，中文、历史、政治以及图书馆学，图书馆学还是专科两年制，其中中文系、历史系因为有原来的基础，因而这两个系办的相对较为好一些。系里的老师也大多数是从复旦大学招募过来的。复旦分校的工作很难官僚主义，什么问题都摆放在面前，当时的体制之下，领导必须以身作则。
第一届有一个毕业生，还是当时学校的学生会干部，他到单位去报到，填表格的时候因为字写得过于潦草而被单位拒绝。这个信息传到我耳朵里之后，学校就立刻开始行动抓学生的书法，建立了书法的考试制度，过关了就发证书，证书进档案，对于学生是一个鼓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也能够让他们觉得更加放心。除了书法，当时我们还发现学生的写作方面也有许多参差不齐的问题，有些学生可以娓娓道来，但是有些学生却无法发挥。对于复旦分校这样文科大学的学生来说，写作是个不得不抓紧的问题，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写作会考制度，学生可以选择何时报名，同样合格了会有证书进入档案。学生到底还是学生，一听到进档案也就有了动力。
我们当时所持有的想法也就是作为文科生，书法和写作是两个基本功，非常重要。当时复旦大学分校抓得非常紧，相比之下，其他很多大学校可能还做不到我们这一点。大的学校有大的学校的难处，小学校自然也有我们小学校的优势。书法的鉴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对于写作，所花的人力就要相对大一些，因为学生的文章必须经过老师们的认真鉴定才能够进行打分，不过所花费的这些心血的确是得到了回报以及成效。
另外，那时候复旦分校政治系学生的毕业分配，前途不太明朗，当时华东政法学院要恢复法律系，我们就抢先提前半年将政治系的学生在三年级的时候（应该是在1980年10月后）转为法律系以及社会学系，实在不愿意转系的同学就继续保留政治系学生的身份，等同于将政治系的学生们一分为三。不过大多数学生还是选了转入法律系，也正因如此，他们要比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的学生提早半年毕业，这为他们今后的工作就业提供了许多契机。

复旦大学分校时期的 学校主要领导人员
四、对于如今上海大学文院学生们的寄望
对于学生们的期望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学生们不要一直埋头苦干，要多进行体育活动锻炼。虽然我今年已经90岁，但是我体格还是非常健康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坚持体育运动。在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当时我家住在瑞金医院附近，十点钟我就在家里吃好午饭，然后骑着脚踏车到四川路桥那边的普光中学，有一个青年会的分支机构，里面有一个游泳池，我在12点开始游泳，游到下午2点钟。然后再骑着脚踏车，回到上海中学，当时还叫鲁迅中学，在老西门西边一点有一个操场，我打篮球打到天黑，然后才回家。篮球就一直挂在我脚踏车上带来带去的，一个下午我不是在骑车就是游泳，不是在游泳就是在打球，可以说整天都在运动，也正因如此我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体育锻炼真的非常重要，千万别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将来工作了也是需要健康的身体。就拿我自己来说，当初的一些十分迫切的工作，例如上海刚解放的那会儿要成立人民保安队，地点是复旦中学那边作为总部，我在徐汇区，四天三夜没有睡觉将工作定下来。唯一的休息时间可能就是每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在教室的椅子上躺一会儿，就这样子坚持四天三夜，我想没有好的身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这样子的工作的。所以，坚持体育锻炼一直都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我对每一个学生的希望。
文章 摘自《上海大学文学院回忆录（1978-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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