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遗言》【安娜致信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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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母亲的遗言》
–被郭沫若抛弃的日本妻子安娜在晚年感叹【安娜致信郭沫若】
(由郭沫若与安娜之子郭志鸿提供)

我出生于日本名门望族，恬静素雅，我自幼念着圣经成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向往着自由的恋情，离家来到东京的圣路加医院做了一名护士。我和你在这所教会医院相遇。
你说遇见我犹如遇见圣母玛利亚一样，说我眉宇闪着圣洁的光，让你一见钟情。
我舍弃一切，抛家去国，只为与你相守一生。我们在清寒的岁月里相守了21年，我无视你的朝秦暮楚，以为风流成性的你心里有着我们的这个小家。
分开11年，我扛过了饥荒和日军的严刑拷打，我望穿秋水，日思夜盼，好不容易等来重聚的日子，可我见到的却是你的新妻和五个孩子。
我舍弃一切，抛家去国，可换来的却还是被抛弃，我无路可回头，活成了一只无助的野狗。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1894年10月3日，我出生日本仙台的一个大户人家。彼时，经过20多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强盛，社会相对稳定。我家在当地属名门望族，经济优越，我无忧无虑地在父母的庇护下成长。
我的父亲是个牧师，受他的影响，我也成了一名基督教徒，我相信虔诚的祷告能去除一切磨难。
我自幼乖巧懂事，可21岁那年，我却干了一件大事。
那年我刚从仙台女校毕业，父母没有经我允许就给我定了亲事。父母说两家门当户对，嫁过去也会安康一生。对于恋情我有着诸多的美好幻想，这种父母之命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我选择了逃婚。
我只身来到东京的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理。宿命要真是一场劫难，也是我们无可避免的。
在这里，我遇见了令我一生倾心的恋人，也开启了我苦难的一生......

那是1916年的8月，我在医院遇见了一个年轻人，他神色哀怨，是来给去世的朋友陈龙骥取X光片的。
他就是郭沫若，1914年来日本留学，读完东京第一高等预科后，又进入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医科。
望着他凄楚的神情，我不由得安慰了他几句。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冈山的他说对我一见钟情，他直接写信道：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我们频频写信，互诉衷情，信件几个月里来往40多次，最多一周写了五封。
他的感情热烈奔放，不同于内敛的日本人，渐渐地，我对这个能写漂亮文字的中国人动心了。
受他的感染，我也直接给他回信，流露了爱意：
“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了，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的。”
我们相恋了，可是却没有得到祝福。
他在国内已有明媒正娶的妻子张琼华，他说那是父母之命，他们没有感情，我信了。
其实他们也的确没有感情，这个女人一生只见过他三次，却傻傻地守了他一生。
我的恋情更是在整个家族掀起了轩然大波。甲午中日战争后，两国关系早已交恶，父母不愿我远嫁，更不同意我找一个中国人。
爱情让人盲目，更让人勇敢。我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把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怎样悲惨的缘分哟！”
事实也是如此，我很快就辞去了医院护理的工作，不惜与家庭决裂，来到冈山和他同居了。父母一直无法接受我的婚姻，至死也没有谅解我。
他给了我一个新名字，我从佐藤富子成了安娜。我满心欢喜地接受着这一切，幻想着我的全新生活。
如同每一个贤淑的日本太太一样，我全力支持着先生的一切，让他安心读书和写作。从1916年到1937年，我们往返日本和中国两地，一起生活了21年。
据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我想婚后女人的智商一定是负数吧。
我无视他和徐亦定在西湖边的卿卿我我，无视他带着安琳回到上海，居住在我们家附近。
1934年，他又恋上了《大公报》的记者于立忱，他们山盟海誓，几年之后，这个女人自缢身亡。
1933年前后，他因为在外嫖娼，给我传染了性病。我欲哭无泪，还是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希望他介绍名医给我们医治。
我喜欢他，隐忍了他的一切。
我们的21年，亦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他出版了无数著作，他也曾在译作《浮士德》的首页上深情地写道：
安娜：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第二页上还用德语写着：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我信了先生的话，觉得自己一定是他永远的恋人，觉得他在外面的沾花惹草只是男人的偶尔放纵罢了，累了他终究会回到这个家的。
21年，即使是块冰冷的石头也热了，我想我的隐忍一定能换来相守一生，白头偕老的。我的美梦很快就被现实撕得粉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先生在家来回踱步，变得忧心忡忡。
7月24的深夜，我在先生的劝说下早早入睡，可是我醒来后却没有看见他。他穿着和服，避开日本人的跟踪，回到了中国。
他的出逃让日本军方勃然大怒，他们逮捕了我，对我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我默默祷告，我祈祷圣母保佑我的先生，保佑我们可以早点重聚。
恢复自由身的我，生活陷入困顿。
可我打零工，做苦力活也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教育。他们的父亲是个文化人，我不想重聚后的先生失望。
我想战争结束后，我们一定能重聚，只要能和先生重聚，我无惧所有的苦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广播后的我欣喜若狂，我想我和先生能重聚了。
1946年，我等来了先生的信和几百美元，拿着信我的我如遭雷击，我日思夜想的先生已组建了新的家庭。
1948年，不甘心的我带着孩子，远赴香港，我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分别了11年的先生，可他的身边站着于立群和五个年幼的孩子。
这一幕，让我的心彻底凉透。
战争年代，我抗拒了日军要孩子入籍日本的建议，就是为了要带他们回到中国，和他们的父亲团聚。可是他们的父亲，这个和我许诺要相守一生的男人抛弃了我们。
1949年，我带着孩子回了中国，加入中国国籍。先生辜负了我，可我还是要带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国后的他们乖巧懂事，学业有成，成了我的骄傲。
在中国，我受到了很好的照顾，1983年还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漂泊了几十年，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可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往，也谢绝了一切采访。
我最热烈的话在东京和山冈来回的那几十封信里已经说尽，我所有的眼泪在香港重聚的时刻已流尽。
这一生，喜欢他，人人都说我如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勇敢，可那个勇敢的女子在被抛弃后死在火车下。
我抛家去国，换来的也还是被他抛弃。1978年的春天，我去医院看望重病的他，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也不愿意多看我几眼。
1994年，8月的上海炎热潮湿，孩子们望着病危的我，问我是否还有什么心愿，我把自己所有的财产500万日元都捐给了政府。
我的这一生，都活得像个野狗，我飘零一世，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神爱世人，耶和华，请你佑我，让我回到天国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