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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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勇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荒唐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翌年，报纸上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许多人奔走相告，跃跃欲试。我高中的同学林建福希望我一起报名参加高考。当时，我已经成家立业，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我本来读书的成绩就不灵，估计自己也考不上大学，如今有了稳定的工作，有点安于现状，我没有报名。我的不少高中同学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大部分名落孙山，只有一位叫做孙祖臻的同学考进了镇江的农学院。后来才知道，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名，最终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没过多久，第二次高考接着举办，我仍然没有参加考试的打算。

高考之路

我单位有一位“老三届”高中的同事，好像姓夏，他想参加考试，但是，单位里没有人报名，他不愿意“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报名，于是，他拉我垫背，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替我报了名，还替我支付了5毛钱的报名费，同事们都知道了我要参加高考的事情，看来，我不参加高考也不行了。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报名参加高考的人可以享有15天的“复习假期”，有的单位松一点，从报名日开始，考生就可以享受假期。我没有申请“复习假期”，一则，我手里没有任何的复习资料，呆在家里也是“没有头的苍蝇”，没有方向；另外，邻居们见我长期不去上班，一定会打听，我会无言以告，因为，我自己在嘀咕，这次万一考不上大学，一定是一件“牢坍招式”（坍台，没面子）的事情（实际上，我的老婆也不知道我报名参加高考的事）。

考试的地点在闸北区中兴路的一所中学里，我偶遇了高中时一位不是同班的同学，他叫顾民杰（后来成了我的大学同学），于是，上午考试结束后，我们就留在学校，等待下午的地理考试，考生中有许多应届毕业生，他们忙着应付下午的考试，应届生（其中一位叫张晓春，后来成了我的大学同学）提到了几个他们认为一定会遇上的考题，其中有“攀枝花”，这是当时中国自己建设的很大的钢铁基地。离开学校多年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而且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我与顾民杰同学面面相觑，吓出了一身冷汗。晚饭后，我骑着买来不久的自行车到老同学林建福家里，准备明天的考试，离开他家时，发现停放在他家门口的自行车不见了，三更半夜，到哪里去找，我把自行车钥匙留在林建福家里，自己只能垂头丧气地步行回家。当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138元，还要凭票供应，而我的月工资只有41元，一辆自行车相当于我3个多月的工资，我有一点懊伤，出师不利，“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次考试一定是名落孙山。第二天晚上，林建福匆匆赶到我的家里（他不会骑自行车），告诉我，自行车找到了。原来，当地的居委会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担心被人偷走，就把它推到了居委会，代为保管。

考试结束后，替我报名的夏同事来到我家，告诉我，他自己原以为自己的数学成绩最好，但是，考数学时遇上了难题，考得不好，后来，干脆把其他的几门考试也放弃了，当然，他落榜了。我本来的读书成绩就不理想，学业又荒废了许多年，当时，我邻居的几个小孩读初中，而我上班的时间很宽松，在家的时间较多，经常帮他们补习功课，想不到帮初中时复习功课的知识，在考试中派了大用场。当时，总共考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可以不考，考试分数作为参考分），总分500分，考试分数早早地公布了，我的成绩是332分，基本上每门60几分，最低录取分数为320分，我考取了。但是，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有下来，也不知道考取了什么学校，根据规定，企业凭考生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办理职工离职手续，于是，我依然是天天照常上班。大概到了年底，录取通知书先送到了我的单位，，再由单位通知我，我办理了离职手续，接下来，我进了刚刚成立的“复旦大学分校”，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成了历史系的一个“爸爸级学生”。1977年有两次高考，于是，人们把第一次录取的学生称之为“77级春季班”，第二次录取的为“77级秋季班”，我是“77级秋季班”。

复旦大学分校

我就读的复旦大学分校是为了响应政府“扩大招生”而临时组建的学校，没有自己的校址，第一年，借用以前的圣约翰大学校址上课（现在是华东政法大学校址）。历史系全部的教职员工加起来只有5位老师，一个班级的学生就有90人，好在圣约翰大学的教室很宽敞，能容纳90个学生同时上课，为了使坐在后排的学生能够听清老师的讲课，学校配置了当时挺时髦的“四喇叭”扩音器。学校没有在编的教师，上课的老师都是从其他大学临时聘请的，听别人说，大学老师在自己的学校上课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额外的费用，而受复旦大学分校聘请上课，可以获取额外的费用，所以，老师们很愿意来上课，当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往往是最好的老师；学校也经常聘请著名的学者、学人到学校开讲座，我能记得的就有周谷城、曹漫之、唐振常、汤志钧、沈渭滨、朱维铮、赵丹、方行等，许多老师告诉我们说；“复旦大学分校的师资力量一点也不输给复旦大学”。可能是要恢复建立华东政法大学的原因，第二年，我们就搬迁到西江湾路，这里原来是政法大学校址，一直到毕业。

根据相关的规定，已经工作满三年的学生可以带薪读书，就是由原来的单位按原来的标准发放工资，我的单位每月照常发给我41元工资，还额外给我一张月票（当时乘公交车的凭证，每月交付6元，乘车不再收费）。有一年，涨工资，规定增加的幅度分3元、6元、9元三档，单位统一给外出读大学的职工每人增加6元。同班的同学中有不少应届毕业生，我与他们的年龄相差一匝，也就是12岁，有的应届生呼我为“老骨头”，我则叫他们为“小棺材”，好像年龄不是隔阂，大家友好相处。

我的大学班主任叫何凤瑶，是复旦大学的老师，约长我十几岁，我进大学时已经是一位31岁的父亲，把老师的关爱称为“慈母般的关爱”似乎不妥。何老师确实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们的班级90位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来自不同的地方，何老师对应届生看管的很严，生怕他们有所散失，不少应届生抱怨：“那能（沪语：“怎么”的意思）进了大学了，还是用中学生的办法管我们”，后来许多应届生成了机关、企业的领导、骨干，大家聊起大学的往事，还是十分感谢何老师的关爱。

大概是大二的时候，我的妻子胃出血住进了第四人民医院，我妻子的堂叔是第四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他建议作胃切除手续，本来应该由他亲自操刀的，但是，第四人民医院正在大修，无法做手术，他联系了虹口区中心医院。救护车来转送病人，救护车来了，可是救护车的工作人员不知道跑到哪里聊天去了，妻子经过搬动，血喷涌而出，昏厥了过去，送到中心医院，血色素为零，立即送进急救室（以前上海此类的医疗责任事故经常发生而无法追究责任）。中心医院离开大学很近，何老师来探望我的妻子后，对我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不要来上课了，在医院呆着，陪着老婆”，陪病人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妻子病情略有好转，可以自理，我就到学校里去了，何老师一见我，就说：“侬那能还来了学堂里，快点回医院去陪老婆”。这一学期我没什么上课，但是，我的考试成绩不错，我估计，可能是何老师向任课老师打了招呼。毕业后，与何老师的见面机会不多，但是，与何老师的老爱人苏松柏老师（他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的教师）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面。

复旦大学分校虽然是临时组建的学校，但是，老师们为学校的发展和进步尽心尽力，费尽心机，历史系先建立了资料室，学校马上建立图书馆，可以借阅到许多书籍，阅读许多报刊杂志。我认为，大学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教我们做学问的方式。

我的毕业论文

我曾经是上海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人，对上海的道路分布和路名“了如指掌”，进了大学后，我在《地名知识》发表了一篇关于上海马路名称的文章，被上海颇有影响的《报刊文摘》转摘，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有瑕疵，但是，这毕竟是我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我喜欢古代汉语，在读大学之前，一次，路过昆山路，弄堂口有一个临时摊位，是街道的图书馆清理出来的旧书，其中有二十四史《历律志》的抽印本，一毛钱一本，太便宜了，我全部买了下来，花了几年的时间通读了一遍，在读大学的时候，《历史研究》发表署名文章《释〈汉书〉“日有九道”和“月有十九道”》，我发现，作者根本没有理解《汉书》关于“日有九道”和“月有十九道”的意思，于是写了一篇《也释〈汉书〉“日有九道”和“月有十九道”》，在我毕业之前发表在1980年《历史研究》，在读学生能在全国第一流刊物发表文章是罕见的，而且发表的是一篇一般人连题目都看不懂的文章。

学校规定，学生在大四的上学期开始提交毕业论文的题目，由学校安排指导老师，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系辞〉筮法质疑》，这是关于古代卜筮方法的探索和研究，全文一万余字，学校找不到合适的指导老师，此时，学校刚调进来一位老师，他叫祝光其，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生，后来长期在上海博物馆资料室工作，学校以为他懂《周易》，就请他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他也认可了。可是，当我把毕业论文给他后，麻烦来了，因为他看不懂，于是，我只得当面向他解释。卜筮只是古人祈祷圣灵指示的方式，不会很复杂，只是后人人为地添加了无数的神秘主义色彩，才使它变得扑朔迷离、神神叨叨，可是这位祝老师，仍然听不懂我的解释。还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作为毕业论文？”我无言以对，只能说：“学校规定，已经发表的文章不能作为毕业论文”（后来我想起来，可能是祝老师想找一个台阶，大家平安无事）。我向何老师表示，我不一定希望取得好成绩，给我通过，让我毕业就可以了。何老师替我向祝老师求情，没有结果，何老师又让当初帮忙把他调到复旦大学分校的老师去求情，他也是祝老师北京大学的同学，也许是祝老师面子上受到了伤害，也被祝老师驳回。一般，学生提交了毕业论文，学校指定了指导老师后，未经指导老师同意，学校不能随意更换指导老师。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在家里等待事态的变化，“静候佳音”，在家里我另外写了一篇《先秦妾媵制度考》，于是，我找到了何老师，何老师很兴奋，不断地自言自语：“这下好了，这下有办法了”，因为我换了毕业论文，学校就可以帮我另外找一位指导老师。新的指导老师只在我的论文上改了一个字，我认认真真地重抄了一边，后来，这篇毕业论文得了“优”，后来又发表在《江汉论坛》（哪一期，我记不清了）。先前提交的论文，我立即寄给了《中国史研究》，不久就收到了杂志社的恢复，表示已经录用，可是一直到六年后，才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正式发表。

在大学期间，我还写了一篇《“枚筮”新证——与庞朴同志〈‘枚卜’新证〉和〈阴阳五行探源〉商榷》，文章很长，一万余字，寄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最高的刊物，我读过庞朴先生的许多文章，知道庞朴是中国著名的学者，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杂志的主编，没过多久就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回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发信单位的名称和盖章，字很漂亮，我估计是庞朴的亲笔信，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大概就是这一年，庞朴先生来上海，下榻离开虹桥机场很近的龙柏饭店，当时，我工作的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借虹桥路的农业展览馆开馆，离开龙柏饭店不远，庞朴先生打电话给我，希望在龙柏饭店会面，我肃然起敬、受宠若惊，匆忙赶到龙柏饭店，乖乖隆地洞，进入一个硕大无比的接待室，庞朴先生一个人坐在一只硕大无比的沙发上，我的顶头上司，上海文化局副局长方行、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多人毕恭毕敬地站着，围成一个半圆，庞朴见我进来，就起身把我拉到身旁，还与我勾肩搭背，窃窃私语，如今，方行和马承源早已经作古了，他们也许至今还没有弄明白，我与庞朴先生是什么关系。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大学时，我还写过一篇《调日法始创刘歆考》，所谓“调日法”，是古代计算天体运行和修订历法的一种计算方法，相当于现在数学上的“优选法”。文章没有寄出。工作后，我收到北京中国社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称可能有误）的邀请函，参加在郑州的中国科技史研讨会，我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们中的一位同志，后来我发现，这篇文章被换了标题发表了，但是，作者并不是我的名字。

不能说读大学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如果不读大学，我的命运又会如何，是一个落魄的“无业游民”？还是一个商业上的“暴发户”？不得而知，但是，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一个企业的工人走向历史研究之路，成为一个学人、学者。

这是我的《自传》中的一篇（没有发表）。供大家白相相。见笑。

交际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