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赤字，人性亏损：我们面临的危机和出路

mabuyfutwl

文稿：正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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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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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正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去年前年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

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

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的主要话题，一是看今天的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二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三是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

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

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甚至号召本国女人跟西方男人做爱，生下混血儿来改造民族基因。你们看，克隆和复制到了肉体的深度。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

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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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的四个弊端

第一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

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

早在80年代，启蒙运动试图改变这种历史现状，当时以周扬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命题。

他们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则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主体性”（也就是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发展”。

可惜这场启蒙运动中途夭折，导致今天的社会人格和核心价值，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乱力怪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

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

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很少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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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第三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第四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普适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里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

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

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

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

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

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

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

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

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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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是管制、而是放养出来的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

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很荒谬呢？

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近又有位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文怀沙老先生。

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建构力。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

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

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

1927到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门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必须承认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杰出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

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普世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早就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的独立的反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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