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鲜有人提及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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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早春，万物复苏。复旦分校在这样的时节开学，注定要经历春寒料峭的波折。一切都在扑朔迷离中开始，尽管周围春的气息已越来越浓郁。
不久，英语老师朱敏琪在课间闲聊时谈及，总校内部对创办分校意见并不统一，参加开学典礼的主要是夏征农等一班党委的人马，苏步青校长没来，教学业务领导也来得不多。此时，我隐约有点不祥预感。
果然到了四月下旬，某天早上我刚到设在圣约翰礼拜堂的教室，就听得议论纷纷，说是分校要改为两年制了，还说我们一毕业就停办。此时居然有人喜形于色，主要是来自市区单位和部队的同学，他们觉得早两年毕业可以早日摆脱艰苦的学习。但大多数人比较沉闷，而我就像被打了个闷棍。对我们从农场来的人，两年制意味着将提前两年面临分配。尽管开学典礼上，夏老明确分校属地方高校，在上海市域内分配，但究竟如何分配，会不会再回农场，心里完全没底，因为我们郊区上来的同学 户口还挂在学校。而且一下由本科降到大专，文凭的成色减弱，留在市区甚至到理想的单位工作希望就更小了。
不过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政治系举办了一次形势报告会。会后，系主任袁缉辉老师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说这是谣言，希望大家安心学习。这样，我们忐忑的心稍有平静。
不久，1979年高招的学校和专业公布，各分校也在列。但另一方面教育部公布的上海市47所高校名单，却没有分校，这似也可以从分校是总校一部分的角度去理解。总之，分校要办下去，并且学制不会缩短，在当时已是不争的事实。
转眼到了深秋。政治系78级2班到和平公园开展活动，系里的领导也一同前往。当我们在草坪围圈坐定，系党总支书记张世祥致辞。他在回顾分校创办半年多来的历程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中间有曲折，甚至“飘过一阵雪花”，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这至少给了我们两点判断，一是现在可以彻底放心了，二是前一段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以后，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对这一传闻做出诠释。
首先，创办分校的决定比较仓促，思想认识不够统一。现在看来，创办分校更多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承担起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任务。比如，1978年底以分校为主体的“扩大招生”，原先明确最低录取分数线同秋季招生一样是320分，而对下乡知青放宽到300分。据我所知，有同学高考分数是301.5分。相对来说，教育业务部门则比较强调按教育规律办事，特别是当年刚上任的教育部长蒋南翔比较强调高校要正规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有关分校前景的传闻，特别是高校业务主管领导对分校的不热心，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次，国民经济开始调整。1979年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按以往的做法，经济调整首先就会压缩项目。而分校创办不久，条件不够成熟，如被调整也有可能。好在这次调整贯彻实事求是，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科学教育正好是国家发展的领域，分校也就得到了保留。
第三，分校的首届招生本身存在先天不足。创办分校、扩大招生，是在78级秋季招生结束后做出的决定。由于分校设置的大部分专业是本科类的，这就出现一个悖论，秋季招生时分数较高，可能只进大专；扩大招生时分数较低，却可成为本科生。对于当时市面上要求“纠正高校招生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的大标语，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弄明白了。所以79级入学后有同学嘲讽78级是“扩大招生”进来的，当然78级也反唇相讥，说79级中许多人连“扩大招生”的资格都够不上。
但是，分校78级学生的命运多舛还不止于此。
毕业时，由于分校并不是学位授予点，相关证书都是由一个统一的分校学位评审机构评定的。究竟合法性如何，实在不好说。至少在上海市域内没遇到多少麻烦。
另一个尴尬的问题，我是1985年才听说的。由于分校78级毕业介于78级秋季和79级秋季之间，用人单位过去一年的计划已在招收78级秋季生时用完，而新一年的计划则用于招收79级毕业生，而不准备招收分校的78级毕业生。为此，当时的市劳动局、人事局不得通过追加用人计划，才解决了问题。
俱往矣。好在分校78级绝大多数人后来事业有成，没有辜负当年做出创办分校决策的领导者和克服各种困难的实践者所承受的风险压力和做出的艰苦努力。